今天是显示当前时间 天气: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站内搜索:
当前位置: 首页 > 馆员动态

毛泽东与傅柏翠的深厚情谊

来源:    发布时间:2016-10-28 字体大小:[小][大]
毛泽东与傅柏翠的深厚情谊 - 岩野山人 - 岩野山人

 傅柏翠先生在读报

毛泽东与傅柏翠的深厚情谊 - 岩野山人 - 岩野山人

傅柏翠、赖一心夫妇和孙女傅华英

       1950年初春的榕城福州,春意盎然,乍暖还寒,福建省政府张鼎丞主席办公室的电话响起了叮铃钤的声音。张鼎丞接起电话,肃然起敬,尽管越千山历万水,他还是很容易地辩听出电缆里从首都北京迢迢千里外传来的浓重的熟悉的湖南口音,语气有些激动:“我是张鼎丞。您是毛主席?!您好!您好!”

         “是的,我是毛泽东。”毛主席简单地询问了关于福建的工作之后,关切地问,“咦,闽西傅先生情况怎样?”

       张鼎丞恭恭敬敬地报告说:“傅先生于去年5月领导了闽西起义,重新回到革命队伍,11月来福州参加了一段时间学习后就回闽西老家了。”

         “噢。”毛主席不紧不慢地说,“傅先生身体如何?如果还行的话,请他出来参加革命工作吗。”

         “好,好,一定照主席指示办。”张鼎丞回答,神情肃穆。等毛主席挂断电话后,张鼎丞便立即电告龙岩地委书记伍洪祥,叫他请傅先生立即赴福州共商国家大事。

        此时,呆在闽西老家的“闽西傅先生”获得这一信息,兴奋异常,喜不自禁地说:“我傅某不才,又曾一度不明方向偏离了革命道路,没想到事隔那么多年,毛主席还记得我,提起我,难得!难得!”

        “闽西傅先生”何许人?傅柏翠正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党史人物。1896年9月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蛟洋镇蛟洋村一个地主之家。青年时期留学日本攻读法律,并在留学期间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国同盟会。回国后,组织发动了学生和农民运动,于1927年9月经罗明等同志介绍,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任朱毛红军第四纵队司令、政委、红四军前委委员等职。1930年底被开除出党,并于翌年被错误地打为“社会民主党罪魁”,被迫拥兵自卫,脱离革命,割据古蛟一方。1949年5月,举率闽西地方武装起义,任闽西义勇军临时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司令部高级参谋。解放后,曾任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第三、四、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等职。1986年,九十高龄的傅柏翠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3年1月31日仙逝于福州。

       毛主席何以这般关注和记挂着“闽西傅先生”?

       “闽西傅先生”何以让毛主席这般关注和记挂?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1929年3月和5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二次由赣入闽,开辟了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崭新局面,闽西红色区域呈现“分田分地真忙”,“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大好景象。

       1929年5月21日,率部到达连城庙前的毛泽东了解到上杭蛟洋的傅柏翠先生是留学回来的农民领袖,很有才能,有“闽西活地图”的美誉,很想会他一会,便修书一封。当日傍晚,正率部活动在上杭古田苎园一带的闽西地方武装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傅柏翠正要收队回驻地,突然接到一个农民模样的人送来的信函,信的内容很简单,寥寥几句:“红四军已入闽到达庙前,请速来商酌有关事宜。”傅柏翠一看落款有毛泽东、朱德和刘安恭,喜出望外,当即兴高采烈地把有关事宜简单向罗瑞卿交代了一番,就和曾省吾一道踩着夕阳的余晖,随送信人赶往庙前。

       连城庙前与上杭古田苎园毗邻,到了庙前,傅柏翠和曾省吾首先见到的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刘安恭。刘安恭和傅柏翠早先认识,傅柏翠自己后来回忆,1929年3、4月间,傅柏翠就在上杭北四区的坪埔村接到了龙岩县委护送来的,傅柏翠听刘安恭自己说他是被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的,他当时还说他脚痛,不能走路,身边又带有六大文件等重要文件和中央的信,要傅柏翠请担架送他到连城边境。嘿,好大的来头!傅柏翠不敢怠慢,请了轿子送刘安恭到连城,刘安恭再由连城前往江西。于是,刚有一面之交的刘安恭很热情地领着傅柏翠去见朱德。

       朱军长迎上前来,大大咧咧地高声招呼:“你是傅柏翠同志,欢迎欢迎!”

       “你是朱毛红军的朱军长,久仰久仰!”

       “走,我带你们去见我们的党代表,他等你们多时了。”朱德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搭着傅柏翠和曾省吾两人肩膀就走。

       在庙前孔清祠,毛泽东和傅柏翠一见如故:“傅先生,久闻大名。你是带头在自己家减租减息领导蛟洋暴动的留日学生,真不简单哟。好,你来了就好。”

       “过奖了,朱毛朱毛,朱不离毛,他是朱,你就是毛了。”傅柏翠脸朝朱德看看,又定神注视着毛泽东,笑逐颜开地说,“朱毛红军军威壮,名声大,如雷贯耳,今日相见,万幸!万幸!”

       “外界把朱毛红军传得很神,是不?有人还当朱毛是一个人吧,其实,我们哪有一点怪异之处?”毛泽东双手一摊,仰头哈哈大笑。

       “对了,你们两位八成还没吃晚饭吧。”粗中有细的朱德关切地问。

       “还真没吃,接到信就赶路,没空吃。”曾省吾倒也爽快。

       “哟哟哟,叫你们肚子闹革命啦。”毛泽东打趣道。

       “我去叫人弄两个饭菜来,边吃边谈。”朱德说。

       傅柏翠和曾省吾一边吃饭,毛泽东则一边细细询问闽西各地的革命斗争形势和敌我力量状况等问题,傅柏翠一一作了详尽的回答,曾省吾不时地作些补充。毛泽东说:“我们四军从井冈山下山后,转战于赣南闽西,敌军一直不停地对我们围追堵截。今天我们从长汀涂坊出发时,敌军李文彬部就紧跟我们屁股后面来了,估计很快会追到庙前来,敌情紧急啊。”稍停了停,毛泽东试探地问傅柏翠:“傅先生,如果敌部尾随而来,你能不能组织你们地方武装阻击他们,并坚持四个小时以上,以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行军?”

       傅柏翠信心十足:“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我们蛟洋乱石峡一带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在这里布防,完全有把握拖住敌人四个小时以上。请毛党代表和朱军长放心。”

       “很好!”毛泽东听罢,双掌一击,从矮凳上站起来,转身与朱军长低声商量了好一阵,然后对傅柏翠说:“我们准备明早就向龙岩进发,想请你帮助我们完成四项任务。一、敌人追来,你组织你的武装起码要阻击敌人四个小时以上;二、探听敌人消息,看他们继续追赶与否,并将消息及时送到龙岩县委转给我们;三、赶快将你们的地方武装整编为红59团,随我们红四军行动;四、你后天赶到龙岩与我们会面,接受新任务。”末了,毛泽东又征求傅柏翠的意见,问他有没有什么实际困难。

       “没有困难。”傅柏翠摆摆手,胸有成竹地回答。

       “好样的,不愧是‘闽西的活地图’哟。”毛泽东站在傅柏翠身前,握拳擂了傅柏翠的前胸,收回拳,双手相搓,很是得意。

       傅柏翠和曾省吾欣然接受任务,当晚就提着马灯星夜赶回苎园。次日,傅柏翠组织了300多人在苎园路两旁举着小彩旗夹道欢送红四军,还专门有人放鞭炮、送茶水。毛泽东背着灰色毯子,同政治部的同志一起步行,还不时向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朱德和刘安恭则和军部的同志一起步行,在一处高地,朱军长停下来,向傅柏翠的教导团训话,一口气讲了十几分钟。

       5月23日清晨,红四军向龙岩城发起进攻,由于城内只有刘烈波一小股土匪,无力抵抗,弃城而逃,红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了龙岩城,下午又主动撤出城,进驻永定坎市。25日,解放了永定县城,次日,在永定南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和朱德分别讲了话,作出了拆城墙的决定,并宣布成立了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张鼎丞任主席。

       24日,傅柏翠等人出色完成毛泽东交办的任务之后赶到龙门得知红四军开往永定坎市,便率部回到蛟洋,根据红四军前委和中共闽西临时特委的指示,将教导团整编为红59团。当部队正在文昌阁前整编之时,钟铭清敌突然袭击,从丘坊打来,措手不及的教导团被冲散了。教导团由蛟洋农民暴动武装——农民自卫军组成,而且上级党组织还委派了罗瑞卿和曾省吾为教官专门帮助傅柏翠训练蛟洋农民武装。第二天,罗瑞卿将教导团集合起来,拉到大禾坑继续整编为红59团,全团300多人,傅柏翠任团长、曾省吾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部队整编好后,龙岩县委要该部到龙岩铜钵去帮助发动群众,住了二、三天后,又受命去打龙岩,占领龙岩并活动了两天,又接到红四军军部命令,要求到龙门集中。6月3日,红59团与红四军三纵队一起很快第二次攻下龙岩城,赶跑刘烈波。攻城后第三天,当得悉陈国辉率主力从广东急返闽西,朱德和毛泽东便在龙门发布命令,要三纵队和红59团立即撤出龙岩城,会同二纵队在龙岩的大池集合,一纵队调到上杭的大洋坝,故意给陈国辉让开一条路,引入龙岩空城。当时,傅柏翠率部到达龙门宿营,顾不上休整,径直跑去面晤毛泽东,两人一见面就拥前去紧握住对方的手,不约而同地大声说:“哈哈,我们又见面了。”毛泽东一边招呼傅柏翠落座,一边迫不急待地询问北四区等地情形。此时,红四军得到与傅柏翠相同的情报,闽西又一土匪头子卢新铭纠集郭凤鸣残部,自任旅长,派钟铭清团据守白砂。毛泽东对傅柏翠笑言:“熟了桃子,岂有不吃之理。”于是,毛泽东果断地决定在陈国辉返岩之前先吃掉白砂守敌。

       红四军进攻白砂前,傅柏翠派北四区区委书记傅希孟特地赶到龙岩汇报说丘坊有一个连,加上团防计60多人。毛泽东等人得知此情,决定先拔到这颗钉子。由傅希孟派人先从龙岩带回到蛟洋一封信和七面红四军军旗,信中有锦囊妙计:“区委必须安排人于当晚将红旗插到黄泥岗,并命令赤卫队员必须在黄泥岗坚守到第二天的早上7点钟。”

       黄泥岗是丘坊到蛟洋必经之隘口。第二天,丘坊的敌人出动了,窜到蛟洋来,猛然看到黄泥岗上红旗招展,匆忙从山下向山顶打了两排枪,但没有听到回击之枪声,敌人以为是经验丰富的老红军来了,才会如此沉得住气来搞伏击战,于是拔脚退回丘坊。红四军无阻拦地向白砂进发。

       6月7日,正是农历五月初一,也是白砂老百姓传统的抬“定光古佛”庙会,集镇上人流熙熙攘攘,红四军的许多前哨就夹在这些人群中,钟铭清毫无觉察。红四军悄悄向白砂发起了进攻,二、三纵队由东向西,正面进攻,一纵队为左翼,从大洋坝直扑白砂,红59团为右翼,经苏家坡迂回南进。红军以优势兵力,发动突然袭击,只一个小时功夫就干净利落地结束了战斗,俘敌100来人,缴枪100多支,钟铭清带了20多名随从逃回上杭城,卢新铭畏惧红四军,龟缩在上杭城里,不敢出城迎战。

       白砂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和傅柏翠在白砂下洋毛泽东住所第三次见面。毛泽东夸奖了傅柏翠:“傅先生,你这个留日学生看起来一介书生,文质彬彬的,打起仗来却相当骁勇哟。”

       接着,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研究决定把白砂战斗缴获的枪支都交给傅柏翠,毛泽东对傅柏翠说:“傅先生,这次战斗的战利品就赏给你们了,这些枪可以给你们地方武装好好装配一下了,算是我们好好犒劳你们一次。不过我们也有个条件,就是我们有近百个红军伤员,你得帮我们好好安排安排,你最好回你蛟洋老家办一个红军医院,我看你们蛟洋一带赤色根基比较牢固,地理位置也不错。”

       傅柏翠认识到毛泽东的建议很有意义,回去与北四区区委书记傅希孟等人商议,并由傅希孟具体筹备。不久后就在蛟洋石背村的石龙窠“傅氏祠堂”创办了一所医院,取名为蛟洋红军后方医院,医院开办伊始,收治了红军入闽以来的180多名伤病员。毛泽东对蛟洋红军医院极为关心和重视,在傅柏翠等人的陪同下多次前往调查研究,检查医院设施,慰问伤病员和工作人员,还在其亲自起草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将该医院作为《优待伤病兵问题》一章的典型实例,详尽地分析了医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纠正解决方法。


 

       红四军在闽西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决定将红59团等闽西地方武装改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毛泽东亲自提名让傅柏翠来带第四纵队。

       1929年6月10日,在新泉背头山大坪上召开的军人大会上,朱军长宣布了前委命令,任命傅柏翠为四纵队司令员,张鼎丞为党代表,李力一任政治部主任兼纵委书记,龚楷为参谋长,罗瑞卿任参谋主任,并抽调一、二、三纵队的一部分干部如邓毅刚、谭震林、胡少海、毕占云等人到四纵队任职。红四军三打龙岩城后,第四纵队进驻龙岩,在翁家花园进行编训,使该纵队真正初具规模,总人数达800余人,枪400多支,不久,李任予调二纵队工作,由谭震林任政治部主任。是年9月下旬,红四军攻克上杭以后,第四纵队第七、八支队改为第十、十一支队,十支队支队长张鼎丞、党代表赖连璋,十一支队支队长卢肇西、党代表丰小牛,全纵队共有7个大队,800余人,500多支枪,改由胡少海任司令员,傅柏翠任党代表,谭震林任政治部主任兼纵队党委书记,游端轩任参谋长。

       傅柏翠自然要在第四纵队的成立会上讲话,一向不爱在大庭广众高谈阔论的他话语很短,带表态性质,他说:“我过去是个大土豪,叫我当四纵队的司令员恐怕不太配,但我一定尽心尽力。”

       的确,当时不少干部对傅柏翠任四纵队司令有意见,有些新调来的干部与傅柏翠合不来,还提意见,说傅柏翠“农民意识”。朱军长了解了情况后,亲自找傅柏翠谈话,问说:“傅先生,听说你当四纵队司令员有情绪,是不是怕,还是不愿干?”

       “不是怕,也不是不愿干,我是当心干不好。”傅柏翠回答。

       朱德拍了拍傅柏翠的肩膀,鼓励说:“想干就好,工作有困难好解决的吗,不用当心,也不用急。”

       第二天,朱德领着傅柏翠去见毛泽东。显然朱德已先将傅柏翠的思想状况与毛泽东交谈过了,难怪毛泽东一见到傅柏翠就笑笑地说:“傅先生啊,你手下的人说你有农民意识,我手下的人也同样说我有农民意识,看来我们俩差不多唉。你也用不着怕,下面有点意见是正常的,一点点意见都没有才不正常呢,问题是你如何正确对待这些意见。”

       6月17日,朱毛红军离开新泉,次日抵小池,19日兵分三路第三次攻打龙岩城。朱军长率军部和二纵队沿龙门大道向西门开进,担任主攻;三纵队在北门首先发起进攻,并以一部兵力埋伏东门外东宫山上以阻击逃窜之敌;一纵队从南门进攻。激战数小时后,敌人打出白旗投降,陈国辉惊惶失措地从公馆被窝里爬出来,换上便衣,在少数贴身卫士的护送下向漳平方向狼狈逃窜。

       红四军三克龙岩城,闽西革命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也为红四军赢得了一个较好的休整和发展机会。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城的公民小学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4、50人。陈毅主持会议,原本想借此机会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认识,但未料到,仿佛捅了马蜂窝似的,会议上纷争四起,言辞激烈,莫衷一是。傅柏翠回忆:“这天大会朱军长发言后,是毛泽东作答辩,他讲得不多,我记得他在会上解释说:有人说我家长制、爱发脾气、喜欢骂人,大家批评得好,我愿意接受并改正。但是,我们红四军是党委领导的书记负责制,这不是家长制,而是严密督促。他最后还说,‘大家有许多意见可以保留,现时毋须答辩,将来事实自会证明。’”

       在“七大”上,毛泽东坚持已见,但支持的人并不多,所以在会议最后选举结果是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前委委员有毛泽东、朱德、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高静山、朱云卿等13人。

       “七大”结束后,毛泽东忧心如焚地感到红四军中存在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自己的主张又一时难以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认同,悲愤地提出请求到地方上去作调查研究并指导工作,得到了批准。离开红四军后疾病染身的毛泽东拖着疲惫之躯顽强地跋涉于闽西的大山大川之间。7月8日,毛泽东偕贺子珍、江华、谭震林、蔡协民、曾志等人前往上杭蛟洋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蛟洋是傅柏翠的家乡,这是一个窄长形的小村落,四周莽莽群山逶迤,两条小溪穿村而过,两溪交汇处的村中央矗立着伟岸的文昌阁,中共闽西一大就选在这里的二楼学堂来召开。傅柏翠还特地为毛泽东挑选文昌阁一楼左厢房的一个小房间作为临时住所,毛泽东很满意。

       中共闽西一大原定于7月11日召开,7月10日,接到会议通知的代表们先后到达蛟洋,毛泽东在与代表们交谈时了解到他们并不太掌握闽西甚至他们当地的实际,于是建议让代表们先回去作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还为代表们出好了调查研究的题目: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政治组织、物价、洋货入侵与工农业破产等等。毛泽东则留在蛟洋,在傅柏翠及北四区区委同志的陪同下,到蛟洋合作社等处去作调查研究。一个星期后,代表们完成了调查研究任务,又一次来到蛟洋。

       1929年7月20日,中共闽西一大在文昌阁二楼正式开幕,代表有6、70人,代表全闽西党员2300多人。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首先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并作了《政治决议案的报告》,这个报告由邓子恢起草,事先征求了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毛泽东看完后说:“写得很好。”还亲自动笔对之进行了一些修改。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指导发言,他高度赞扬了闽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指出闽西党的组织今后的基本任务是要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正当他高声纵论之际,忽然话锋一转,向代表们提了一个问题:“根据地能不能巩固?”

       “能!”代表们异口同声。

       “为什么?”

       代表们没有思想准备,面面相觑。

       毛泽东笑着与代表们对视了几分钟,见代表们一时回答不上来,便自我解答,转身在黑板上边写边说:“依我看,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有六个有利条件,第一,闽西有80万发动起来了的革命群众。第二,各县有共产党组织。第三,各县建立了武装。第四,粮食可以自给。第五,地势险要,便于与敌作战。第六,敌人内部矛盾可以利用。”接着,他还提出了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三条基本方针:一、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代表们听罢,豁然开朗,议论纷纷。傅柏翠也暗暗惊羡毛泽东非凡的睿智韬略和出色的语言艺术。

       可是,就在中共闽西一大上,傅柏翠关于土地、政权及暴动等一些思想主张受到闽西特委领导人的批评。在会议举行的中共闽西特委选举中,邓子恢当选为书记,傅柏翠没有被选为特委委员,与谭震林(兼)、卢肇西同任特委下设的军委委员,而北四区区委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雷时标却当选为特委委员兼常委。毛泽东对此颇感诧异,约傅柏翠坐在文昌阁左侧回龙桥中间的石桥墩上闲谈。桥下溪水淙淙,清波荡漾,几个小孩子光着身子戏水,一抹夕阳斜映在他们洁净的肌肤和无邪的笑靥上,毛泽东冲口而出:“少年不识愁滋味。”他说,“傅先生,你是属猴的吧,今年不过33岁,年少我3岁,论才智和资历,你已经相当可以了,这次闽西特委选举,你有些想法,我很能理解,但既然是民主选举,也不好强迫他人意志,再说你毕竟还是闽西地方和我们四军的领导同志之一,这是大家都认同的,你看,我现在不是没有当四军前委书记,和你一样只是四军前委一委员?没关系,一样闹革命嘛。”

       “可是……”傅柏翠欲言又止。

       “别可是啦,革命真不容易啊。你说你曾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还有洪秀全、孙中山,一度十分趋同‘改良思想’、‘大同思想’,主张‘耕者有其田’、‘天下大同’,我想你对这些思想还很有保留,但毕竟也慢慢脱离了这些旧思想的羁绊,开始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竟然敢在自家后院放火,说服你父亲带头减租减息闹革命,真不简单哟……”

       毛泽东的一席肺腑之言像一条孱孱的清溪流淌,滋润着傅柏翠的心田,让他心中疑云渐散。


 

       中共闽西一大结束之际,朱德和陈毅都赶来文昌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如何粉碎闽、粤、赣敌人的三省“会剿”。毛泽东分析指出,敌人内部有矛盾,各自为政,虽说是“会剿”,其实是会而不剿,剿而不会。所以我们不用怕,当然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思想准备,不要硬拼,要硬中带韧,我们可以采取牛篦政策,你用力压,它就瘪下去,你一放手,它就又弹回原样。如果敌人真的来了,我们可以分散转移,缩小目标。

       朱德建议采取内外结合、围魏救赵的办法以解闽西之围,一部分部队离开闽西,一部分留守闽西。

       毛泽东同意了朱德建议。

       会后,朱德和陈毅回到龙岩,傅柏翠劝毛泽东在蛟洋多住几天,毛泽东又在蛟洋住了二天后,就离开了蛟洋前往大洋坝。到了大洋坝后,林彪、傅柏翠和谭震林等人到大洋坝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身体不好,且身上只剩下5块大洋,傅柏翠等人知道后,互相商量了一下,决定凑齐300元给毛泽东养病用,一纵队抽200元,四纵队抽100元。钱送到毛泽东手中,遭到婉言谢绝:“你们有来看我就很好了,我知道你们部队经费也挺紧张,你们把钱拿回去,这里的群众待我很好,不会有什么大困难的。”傅柏翠等人只好将钱如数带了回来。

       陈毅去上海汇报工作后,由朱德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朱德、林彪和傅柏翠等三人为红四军前委常委。8月初,朱德在早坑召集了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如何打破敌人越来越紧的“会剿”,会议决定部队分兵行动,朱德率领红四军军部和二、三纵队到闽中,吸引敌人目标,必要时渡过闽江,到赣东,然后到浙江;一、四纵队留在闽西,对外只称四纵队,使敌人造成留在闽西的是“土共”的错觉,对内则四纵队归一纵队指挥。

       1929年中秋节前,朱德率领红四军二、三纵队绕了一大圈后,由闽中班师回到闽西,驻上杭白砂,上杭县委和中共闽西特委来信要求朱德率部攻打上杭城,消灭卢新铭部。8月17日,傅柏翠接到命令后,率四纵队星夜赶到白砂。接着,林彪率一纵队也到了白砂。朱军长一面和纵队干部研究战斗部署,一面派人进城摸底,令部队做云梯、搭浮桥,作好攻城准备。

       话说上杭城素有“铁上杭”之称,民谣曰:“铁打上杭,固若金汤。东无退路,西无战场。南有河道,北有池塘。嘱咐子孙,莫打上杭。”9月20日清晨,红四军和赤卫队共1万余人从白砂向上杭进发,二、三纵队主攻北门,赤卫队一部分攻东门,一纵队和赤卫队袭击西门,四纵队为预备队,佯攻南门。朱德还亲自到城东北高地石牌岗指挥。守城的卢新铭凭借坚固城墙和有利地形负隅顽抗,还在保安宫前向其部下训话,恰好红军一发炮弹落在他面前,吓得他胆战心惊,顾不得体统,怆惶而去,匪兵们更是无心恋战。天刚蒙蒙亮,红四军就攻下了东、西门。接着朱德亲率红军强攻北门,朱军长身先士卒,冲到城墙下,向敌军哨兵喊话:“士兵哥,我知道你们也是贫苦人家出身,士兵不打士兵,缴枪不杀。”可敌哨兵不从,朱军长扬起手中的三号驳壳枪,“砰、砰、砰”三声,敌哨兵应声倒地,霎时,朱军长率军冲开城门,红军如潮水般涌进城去,俘敌500余人,一举攻破了令太平开国名将石达开望城兴叹的“铁上杭”。

       中共闽西特委、上杭县委等机关随后迁入上杭城,先后成立了上杭肃反委员会、上杭县赤卫总队,都由傅柏翠兼任主任、总队长。傅柏翠为人精明,而且很有分析判断能力,有一次,他与红四军第二纵队参谋长郭化若谈到了自己对于毛泽东的看法,他说:

       “依我陋见,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现在陈毅去了上海,前委实际上只的朱德一个人单挑重担,他的日子不太好过啊。我看朱德心里也是希望毛泽东回来的。”

       郭化若是福州人,黄埔军校毕业,后来一直成为毛泽东得意的“军事高参”,素有“军中诸葛”的美誉。听了傅柏翠的这一席话,郭化若还是感到惊奇,加问了一句:“什么?你说朱德心里会想请毛泽东回来?”

       “是的。”傅柏翠肯定地回答,“尽管最近他们闹了一些矛盾,但他们是分不开的。”

       果然如傅柏翠所预言,朱德确实感到自己疲于奔命,希望毛泽东回来与他共担风雨。在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前,朱德写信请毛泽东来参加会议,毛泽东一方面确实是由于身体不好,难以成行,再一方面是由于心情不好,也确实不想回到红四军来,只好在病榻上给朱德写了一封短信以表歉意,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封颇让人回味无穷:“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回来。”

       毛泽东的信表明了他这个人一贯的鲜明立场——坚持原则、反对调和。

       朱德收到毛泽东的信,没有多加评论,只是感叹了一声:“唉!老毛这个人呐就是不一样。”

       红四军党的“八大”快结束时,朱德又敦促郭化若等人致函毛泽东,请他回来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郭化若为傅柏翠所言中的一席话而高兴,说傅柏翠是神机妙算,对他刮目相看了。旋即,红四军参谋处参谋主任郭化若、二纵队党代表张恨秋、三纵队党代表彭祜三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敦请信”。不久,毛泽东从永定合溪石塘里“师俭楼”起身出发,他的身体极度虚弱,是用担架抬到上杭来的,寓居在“临江楼”。

       上杭南门古城墙边上有一家叫“广德隆”的纸栈商号,后改为酒楼。楼高三层,粉刷雪白,面临汀江,故而被称为“临江楼”。滔滔的汀江,沉默的城墙,听风听雨的大榕树,傲然独立的临江楼,构成一处多么令人爱怜又超然于历史的风景哟!

       朱德、朱云卿、胡少海、伍中豪、傅柏翠、郭化若等老战友闻知毛泽东到了上杭,都立即前去看望毛泽东,故友重逢,感慨良多。

       “这次攻打上杭,傅先生作为攻城总指挥功不可没,你是员儒将,军事才能非凡哟。”毛泽东对傅柏翠说,有气无力。

       “承蒙夸奖,这都是四军有战斗力,朱军长指挥有方。”傅柏翠一向崇尚低调态度,可不,他接着说,“上杭县苏维埃政府目前正在筹组,我能力和精力都有限,还是请县委派另外的同志去负责好。”

       “你不出面怎么行?何况现在是在你们上杭?你是闽西知名人士,有号召力,事情你要多出面做,至于具体事宜,可与特委、县委商量。”

       谈到形势和行动问题时,傅柏翠汇报说:“目前,四军前委收到福建省委转来的中央指示信,要四军乘粤桂军阀混战之机,开赴广东东江,使之与闽西相互呼应,取得很好的联络,也就是闽西东江联成一片。因此,前委已改变在赣南、闽西应付敌人新‘会剿’的策略,决定率一、二、三纵队出击东江,攻打梅县。”

       “你说四军要出击东江,攻打梅县?”毛泽东听罢,不由然倒吸了一口冷气,眉头一皱,“梅县是广东重镇,反动势力云集,目标太大,是不可轻易去打的。至于围追之敌倒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已经都习惯了,当然也要时刻准备坚决打击之。”

       1929年10月11日,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佳节。毛泽东和傅柏翠等人在临江楼二楼凭栏赏景。眼前汀江河浩浩荡荡,奔腾南逝,近处一株百年大榕树郁郁葱葱,远处南岗山峦起伏,菊花烂漫,和着涛声,黄昏的斜阳金碧辉煌,习习凉风中飘溢着阵阵菊花的馨香。毛泽东诗兴勃发,当即吟成一首千古绝唱《采桑子·重阳》: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人生易死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战地黄花分外香。”毛泽东浓浓的湖南口音包涵着毛泽东诗词的洋洋大气,流淌着抑扬顿挫的旋律,不油然地让人激情顿生。陶渊明有诗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有诗之意境,但落于绝俗。黄巢有诗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有气势,但欠风骚。毛泽东的这首则文彩风扬,意境高雅,气魄非凡。

       毛泽东话音一落,傅柏翠赞不绝口:“好词好词!大手笔,好气魄!黄巢诗言‘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亦是望尘莫及哟。”

       “傅先生,你是方家,诗词写得挺好,何妨也来一首?”

       “哪里敢班门弄斧?哈哈……”

       为执行中央指示,朱德于1929年10月20日率红四军主力出击广东东江。红军刚开拔,赣敌金汉鼎就趁隙从武平进攻上杭,红军和地方各机关撤出上杭城。行至上杭城东门外的水西渡时,傅柏翠发觉毛泽东掉了队,此时的毛泽东虽经上杭一名西医治疗有了很大康复,但身体还是欠佳,身边只有一名勤务员,而远处隐隐约约可以听到敌人的枪声和嚎叫声,傅柏翠焦急万分,急派水西渡党支部书记陈涛组织当地群众准备好担架,速将毛泽东送到白砂,傅柏翠自己亲率一连赤卫队在石灰岭阻击敌人。随后,傅柏翠在将军桥赶上了毛泽东一行,又把自己骑的大白马送给毛泽东骑,催促他们快行,自己组织兵力就地护卫断后。

       次日,傅柏翠赶到白砂,走进乐育学校毛泽东的住所,见到毛泽东身披蓑衣,甚感诧异。毛泽东解释说:“还不是你的好马惹的事。在路上,你的宝贝白马碰上了几头水牛,惊跳起来,把我抛到了田里,衣服全湿了,没办法,只好穿蓑衣了。”傅柏翠听罢,与毛泽东相顾齐声大笑。

       少顷,胡少海、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人一同来到毛泽东住所商量工作。傅柏翠认为,上杭已失,龙岩、长汀之敌威胁白砂、古蛟一带根据地,为以防万一,避免腹背受敌,他要求请几天假回蛟洋预作布防。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一口拒绝,还严厉批评傅柏翠是家乡观念,二人发生了争执。毛泽东插话说:“我看让傅先生回去看看,探一探虚实,作一些准备也好吗,三、二天没什么关系。”第二天,傅柏翠便带了几个随从回蛟洋。隔了两天,有人报告说毛泽东和四纵队已经离开白砂,具体去向不太清楚,于是,傅柏翠呆在蛟洋老家静等红军消息,并做好各项预防工作。

       正如毛泽东所预言,不可对梅县轻举妄动。果然,红四军出击东江失利,11月上旬撤回闽西,18日在上杭官庄听取了从上海归来的陈毅传达《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精神。遵照中央指示,毛泽东于11月26日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陪同下从苏家坡启程,经过蛟洋到达长汀,回到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28日,前委在长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四军的整训计划,并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建于1848年的万源祠,又称廖氏宗祠,庄严开幕了,这就是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求索者书写的一九二九年的光辉篇章。红四军的各级党代表、干部代表和士兵代表以及闽西各地的干部代表、妇女代表共12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会议还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一届前敌委员会。

       古田会议召开前几天,傅柏翠接到红四军军部的开会通知,立即赶到古田,与毛泽东见了面,并交谈了大会的议题。傅柏翠一向胆大心细,可不?他来古田时,还特地带了几筒寿面和几个鸡蛋——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36岁生日!毛泽东欣然受礼,感喟良多:知音难觅,知我者,闽西傅先生也!

       因为代表们还没有到齐,天气却骤然降温,衣着单薄的傅柏翠便向毛泽东请假回家,毛泽东同意了,但嘱咐傅柏翠要赶来参加会议。傅柏翠回到蛟洋后,因家眷刚从外地回来,加上天寒地冻,傅柏翠自以为与毛泽东的交谈中已知会议大概,没亲自去参加会议,只是派了傅增来和袁国嘉两人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了古田会议。与万源祠的暖烈篝火和彩眉岭的喷薄曙光失之交臂,成了傅柏翠终身的一大遗憾。

       1930年1月3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一、三、四纵队先行出发往赣南进军,毛泽东率二纵队殿后,于7日才撤离古田转战江西。在离开闽西之前,毛泽东还特地抽出时间专程前往蛟洋。翻山越岭,走了10多公里山路,到了蛟洋,毛泽东先到蛟洋红军医院探望了伤病员,妥善安排好红军撤离后对他们的安置工作,并在蛟洋乡苏维埃政府了解合作社等情况。毛泽东还在蛟洋乡苏维埃政府的办公楼楼上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开了两个小时左右,来开会的都是入党时间较长的同志:傅兆勋、傅燕兹、傅增来、傅希孟、傅松辉、傅岩湘。傅柏翠则因刚刚外出忙碌于公务,没到会。

       刚从乡苏政府开完会出来,毛泽东遇到了闻讯从外地赶回来的傅柏翠,傅柏翠拉着毛泽东就往家里走,边走边抱歉地说:“我因事外出,有失远迎,甚感歉意。”

       “我们是老相识了,不必客气,今天我来蛟洋也是临时决定的。”毛泽东爽朗地说,“不过,你没来参加四军‘九大’可不行,应该挨批评。”

       “我也后悔没去参加开会呢。”傅柏翠说,“我听说这次会议开得非常不错,据说你写的会议决议案很全面很具体很实在,好比如我听说决议案要取消枪毙逃兵废止肉刑一项,我就举双手赞同,带兵打仗当然要严格,那要靠教育和关心,哪里可以随便打骂士兵搞肉刑,那是军阀作风。”

       在傅柏翠家里,毛泽东谈到了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与傅柏翠商榷:“敌人已经逼拢来了,红四军为了打破国民党闽粤赣三省敌人的会剿,避敌锋芒,我们准备暂时离开闽西,向宁(化)清(流)归(化)方向一带发展,你意下如何?”傅柏翠仔细思索了一番,答曰:“宁清归方向敌人力量较薄弱,我军流动幅度也不大,可以互相联系,还算是比较安全稳妥的。”

       “傅先生,你跟我们一块行动吧。闽西有的同志对你有意见,说你态度消极,什么爱看旧书,什么爱钓鱼不管事。你最好还是跟我们走,如果你不想带兵,可以不带,做些别的工作嘛,四军正好准备成立社会调查委员会,你来当主任合适。你爱看书,前委有一些缴获来的书,我们可以作伴一块看。”

       一心想在家乡搞“社会主义新农村”试验的傅柏翠轻声回答:“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我这个人粗心浮躁,不惯做填表写报告一类的细致工作,我想在我家乡试弄一个‘农村共产团’,大家共生产、共消费,敌人来了,可以同群众一起打游击。”

       “你这个想法能实现当然好,不过呢,我还是主张你跟部队行动好,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去年搞暴动,乡亲们被屠杀了那么多,房舍被烧毁了那么多,我心里很惭愧,觉得对不起家乡父老。我主意已定,还是留在家乡尽能力做一些事情。我相信,你们很快就会打回来的,你不是对我们闽西特委的人说,你们是‘离开闽西,发展闽西’吗。”

       毛泽东知道傅柏翠的个性,性格有些倔强,事实上他们很有相似之处,所以毛泽东理解傅柏翠,也不再勉强,但还是感觉有些舍不得,摇了摇头,轻轻叹息了二声,转了话题,谈及贺子珍已有孕在身,行军不便。傅柏翠抢过话茬说:“我有一匹白马,你牵去给她骑就方便多了。”“又是你那匹宝贵白马?你不记得它把我抛到田里去,我真还有些后怕呢。”毛泽东说完,哈哈大笑。

       当晚,毛泽东留宿在傅柏翠家,二人促膝交谈到天欲破晓,次日凌晨,毛泽东返回古田。

       1930年1月7日,完成阻击任务的毛泽东挥师西进,就在开拔前一天,毛泽东派人把贺子珍送到蛟洋,并捎了一个公文箱和一封亲笔信给傅柏翠。信言:“敌人已进至何家坡,部队明天就要出发,你若来跟部队一同行动,则在明早五点之前赶到古田。子珍要分娩了,不能随部队行军,如果她愿意住在你家,就同你家眷住一起,在你家分娩,如果她不愿意,就转送到特委去安置。洋油箱里有一些零星文件,请代转给特委。”

       结果,傅柏翠没有听从毛泽东的好言相劝,未随红四军转战江西。贺子珍因怕给傅柏翠家添麻烦,在傅家住了几天后,就由闽西特委安置在龙岩城分娩,生育了一个女儿。毛泽东在转战江西途中的马背上吟有一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不无遗憾地开篇直抒:“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无翠柏”(后来才改为“雪里行军情更迫”)。

       历史无情,世道多艰。岂曾料到傅柏翠那一瞬的迟疑、那一刻的滞留,竟然使他走过漫漫十九年的坎坷之路。风雨潇潇,时光茬苒。傅柏翠留在蛟洋老家苦苦支撑着那一方天地,饱经沧桑。1930年底,傅柏翠被开除了党籍,1931年初,闽西发生了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傅柏翠又被错误当作历史证明是子虚乌有的社会民主党的“罪魁”,蛟洋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巢穴”。思想极左且拥有肃反大权的林一株率红十二军去攻打古田和蛟洋,迫使傅柏翠更迅速地滑向脱离革命队伍的深渊,成为陈立夫、何应钦、刘建绪、李济深、蔡廷锴等各派势力争相抢夺拉拢的福建地方实力人物,傅柏翠所苦心经营的“古蛟独立王国”成为彰显一时的“世外桃源”。1932年,毛泽东随东路军东征时,得知傅柏翠的处境,感叹说:“算了吧,只要与我们相安无事就好了。”直到1949年5月,傅柏翠才举率闽西起义,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1986年,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他的传奇一生点缀了最绚丽的一笔。

       耄耋老人傅柏翠感慨万千,伸出右手抚划着紧纂成拳头的左手筋脉,一字一顿地说:“革命是创新,是没有一个固定模式的,好比登山,革命就是攀登一座寻求光明争取胜利的高山,这里有许多路可走,当然每条都不会是平坦无阻的。中国革命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抱着崇高理想选择不同的登山之路,毛泽东选择了其中一条道路,我也尝试着选择了一条,但历史实践证明,我走了一条弯路、歧路,而毛泽东所走的则是一条最捷径、最成功的道路,毛泽东不愧是一代伟人!”

       (作者傅柒生系蛟洋人,龙岩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研究员,国防大学、国防科大等十多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龙岩市政协委员)

       本文发表于《福建文史》杂志2016年4期

上一篇:我与艺术家的不解情缘——方纪龙 (二) 下一篇:闽声杂志︱先生之风——记梁桂元先生
转发到:
【回到首页】【打印本页】【关闭本页】
关于本站 联系我们 网站导航 设为首页 收藏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