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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蹈火炼剑著清史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17-02-06 字体大小:[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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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1926年出生于江苏常熟。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主要著作有《简明清史》《二十世纪中华学案》《清通鉴》等。

    “我心里常想起古代的一个传说故事,干将莫邪夫妇俩想炼一对非常锋利的宝剑,但老炼不好,最终夫妇俩舍身跳进火炉,炼成宝剑。我不敢和他们相比,但非常敬佩向往这种敬业蹈火精神,这种精神会永远激励我为清史编纂鞠躬尽瘁。”

  精卫填海

    戴逸先生亲手修改的《清史》初稿,每一页都贴着五颜六色的纸条,纸条上密密匝匝地写着修改意见,从观点到论据到引证再到表述,先生的笔、先生的眼,像坦克的履带,一寸一寸地碾过。这样的修改稿在清史工程的每个主体组随处可见,已经见怪不怪了。每每触及于此,我都觉得先生像极了填海的精卫,各色的纸条就是投入大海的木石,而一百卷之巨、3500万字的新修《清史》初稿则是那深远无垠的海洋。

    九十高龄的老人,每日伏案,看稿,看稿,还是看稿。左手边一尺高的稿件,右手边一堆码着的药盒,中间灯下是执笔凝神的侧影——每次去探望先生,穿过小院,走到书房的窗前,总会看到这个不变的场景。敲一敲窗,先生转过头来,脸上还带着凝神中被唤醒的怔忡,随之,便是孩子一般的笑,衬着须发皆白,映着赤子之心。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著名清史学家欧立德教授在与戴逸先生会面时,闲谈中问及先生最近在读什么书,先生有些无奈地一笑,说:“现在只看稿子了。”我在旁边听着心酸,学人以读书为人生最大乐事,更何况先生是曾经手抄《昭明文选》的才子啊。不仅如此,2009年接受《瞭望》杂志采访时,先生说,受命之后,他就放下了自己一切学术上的事情,原来他每年都要写十多篇的学术论文,现在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修史上了。为了修史,先生自愿碾压掉一个读书人生命所有的丰富性,中断一个学者自我设计并为之储备终生的研究道路,将它们悉数让位于一个叫做“责任”的所在。

    非如此不可吗?其实以先生这般高龄与声望,大可以将改稿统稿之事全部推给编委会其他领导或者工程主体二级组的专家们,自己只需要动一动驭人之术加以管理统筹即可,完全不必亲力亲为,这样一来,既不至于如此辛苦,又方便在出现问题时推卸责任,有余力有所求的话,甚至还可以拿自己和清史工程的名头合纵连横,借以牟利。然而,他是一个学者,他的丹心只在学术,只在切实的编修工作,其他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也不值得。

    一个史学家的学术成就无外乎实现于三个领域:历史考证、历史编纂、历史解释。先生非常看重“历史解释”,他有很多观点是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总结。他曾敏锐地区分近代留学生中留日派与留英美派对中国发展的不同作用,前者多搞革命,后者多发展科学技术。这些观点都是很早就提出来的,尤其需要洞察力和胆识,今天看来仍然很有意义。窃以为先生是把“历史解释”作为自己史学研究的最高追求的,但这一高度的充分实现绝非学者的一己之力可以企及,要受到诸如资料的占有、方法论的兼容并包、独立人格的培养等因素的制约,说到底要看时代和环境是否成全。先生自己也多次和后学晚辈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做不到了,你们还年轻,一定要努力去做啊!”所以,先生在“历史编纂”的领域投入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以及自己毕生的学术积累,不仅仅是主动的对于修史责任的担当,也是自己学术雄心的另一种实现,学术理想的另一种寄托。

蹈火炼剑

    争分夺秒,与生命赛跑,于己,是实现理想;于国,是履行承诺。

    清史工程自2002年8月启动,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重视。201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清史编纂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清史工程坚持质量第一、加快工作进度,早日编出一部无愧前人、启迪后人的信史良史。

    修史大业千头万绪,且时间紧迫,戴逸先生为了履行十年交稿的承诺,辗转反侧,心急如焚。在2009年接受《瞭望》杂志采访时他就说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我心里常想起古代的一个传说故事,干将莫邪夫妇俩想炼一对非常锋利的宝剑,但老炼不好,最终夫妇俩舍身跳进火炉,炼成宝剑。我不敢和他们相比,但非常敬佩向往这种敬业蹈火精神,这种精神会永远激励我为清史编纂鞠躬尽瘁。”

    舍身成仁、敬业蹈火、鞠躬尽瘁,15年来,先生一直是这样做的。笔者于2011年取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后加入清史工程,历经四个部门,长期负责初稿质量检测。戴逸先生非常重视稿件的质量,会上会下见面就问,生病住院都不忘要检测报告单来看。其实他亲自看稿改稿本身就是为稿件质量把关,却还总是放心不下。他一面追赶时间,一面忧心质量,为的就是一个十年交稿的承诺——这就是传统知识分子重诺守信的品质。

     曾经看过先生少年时代的一张照片,白面、长衫,文弱中透着俊逸;面上目中,满是那个年代的清澈与勃发。先生是从民国走来的呀,北大史学系的浸润、学生运动的洗礼、胡适的担保营救、吴晗的促膝长谈,这一切构成了他人格的底色,使他如“活化石”般清晰地记录着那个时代的脉络风骨。人可以被重塑,可以被改造,但高峰体验打下的底色是即便蛰伏也不可能褪去的,它会将本性中的某些品质升华到理想和尊严的高度而不惜以生命来捍卫。舍身蹈火只需一瞬,精卫填海却是对生命的一寸一寸的燃烧。

    戴逸先生对清史工程的付出有目共睹,虽然初稿尚未完成,但工程在他的部署下做出了很多阶段性的重要贡献,赢得了国际声誉。欧立德教授在与戴逸先生会面时,表示十分敬仰清史工程在翻译和文献整理方面的贡献,说这些研究成果他们都买了,这都是戴先生的功劳。这里所说的“翻译和文献整理方面的贡献”就是指编译组、文献组、档案组这三个编委会的基础组,对清史纂修所需要的相关外文成果的编辑和翻译,对清代文献档案的挖掘和整理。最终成果已经以“编译丛刊”“文献丛刊”“档案丛刊”的形式出版发行。戴逸先生在2016年6月召开的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这样评价这些成果:“清史工程在资料收集方面投入很大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启动之后,整理档案150万件,有的公开出版,有的纳入数据库。我们出版了十几亿字的文献资料,翻译诸多外文资料,大大方便了清史纂修。”

    这些成果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彰显。鉴于史书编写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这些文献资料的价值甚至会比新修清史本身走得更远。这三个基础组在2012年6月的结构调整中已经被撤销了,成果也已经被移交到其他部门。让我们记住这三位组长的名字吧:编译组组长于沛、文献组组长陈桦、档案组组长邹爱莲。是他们带领组内大批专家以十年之功为学界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他们实现了戴逸先生高瞻远瞩的早期部署,是他们为清史工程赢得了国际学界的肯定和尊重。

  史家胸怀

    戴逸先生虽已九十高龄,但仍然密切关注学界动态,及时跟进国际成果,兼容并包各种新观点新思想,他的学术胸怀总是那样宽广。在会见欧立德教授时,先生就表示:“海外‘新清史’研究的问题对我们很有帮助,很有启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的关系。你们花的力气很大。”平日里对学生晚辈也多次说道:“‘新清史’很好嘛,学术就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戴逸先生的影响下,无论他领导下的编委会,还是绝大部分的委员,都有足够的学术胸怀和史学高度来正视并积极回应国际学界的新思想、新观点。

    戴逸先生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兼容并包,有利于增进不同文化、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鉴,进而为整个史学界以及后辈学人创造出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学术环境。先生一生桃李满园,他的学术格局与胸怀就是一面旗帜,标志着中国清史工程的高度,影响着中国清史学界的后劲,昭示着当代中国官修史书的胸襟。

    戴逸先生也常有委屈。国家给清史工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自然备受世人瞩目。先生执工程之牛耳,也早已被奉为清史界的泰山北斗。所以,清史学界哪里有点风吹草动,先生都有可能“躺枪”受过;清史工程哪里有些不尽如人意,先生都会成为众矢之的、任人评说。对于这些他无暇顾及,也无心抱怨,在他心里只有改稿才是头等大事,其他都不重要。

    也许先生从担纲清史工程的那一天起,就预见了这一切,“宝剑老是炼不好,舍身蹈火方得炼成。”先生以此明志,便是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义”是承诺、是责任,“利”是生命,是身前身后的功名利禄。这就是先生的“义利之辨”。世纪史家,阅尽世态,洞察古今,怎能不明白责任即是荣辱的道理,怎能不通晓成大事者必受大委屈的前贤遗事,又怎能参不透世态人心、穷形尽相?所以,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孤独。

    每次去看望先生,离开时,先生都会站在书房门前挥手道别。他就那样侧着头,微笑着,看着你穿过小院,走出大门,一直消失在他的视野中。听很多去看望过先生的人说起,他们都对先生道别时的情形印象深刻。先生对所有人都是这样,无论长幼尊卑。每次我都是退着走出大门,我的视线一分一秒都不忍心离开先生的注视。他的目光总是那样温暖,笑容总是那样纯净,让人希望能够永远浸润其中,生怕一个转身,就要面对别样的世界。每每此时,我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先生早年那张白面长衫的照片,除却青丝变白发,先生的眼神竟然还像当年一般清澈,这是赤子一般的初心纯粹、不染尘埃啊,才能拂尽岁月的痕迹,才能化去外物的重塑。不变的,还有他的理想、他的承诺,他言行德祉的古风。

(郝倖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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